“牙牙学语” 　　回想2004年9月我初到香港，那时候能够为香港写下些什么原本还是奢望，千难万难第一难的并不是树雄心立壮志，大显身手挥毫泼墨，而是不懂得这里的语言，无法与人交流，更别提细致地打探这个社会。这就把我绊住。 　　记得安营扎寨的头几天，我一直在整理从北京运来的物品，物业管理人员好心地想帮我，问：“你屋企在几层啊？”我一点都不明白，“屋企”？什么“屋企”？后来知道了“屋企”就是香港人所说的“家”。晚上在浴室洗掉了一天的泥汗，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傻乎乎的竟像个婴儿，又比婴儿多了一层成年人很容易受伤害的自尊心———在香港做记者，连个“屋企”都不知道，今后还要写香港？这不是找不到梯子都想上天吗？不行，我得学习，赶快抓紧时间学习粤语———然而一个内地人初来香港，看看粤式中文还将就，如果把“看”换成了“说”，就要憋死人，什么长音、短音，开口、闭口，挺大的人必须非常夸张地遵守———普通话有4个声调，粤语有9个；普通话有拼音，粤语也有，但是二者完全不是一码事，开口说粤语，你越想按照拼音来找发音，那越瞎，越会说得乱七八糟，让旁边碰巧听到的人笑得东倒西歪。 　　如果我不亲身体验根本不相信一个内地人在香港要学“白话”（广东话）有多么艰难。不过同样是艰难，香港人就不怕———1997年香港回归，10年间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意识到他们要想尽快了解内地，尽快地和内地人做起买卖，普通话不过关是不行的，于是就开始自觉地学习起普通话。 　　2006年5月24日，一场题为“当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主礼嘉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词，内容很扎实，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来计，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八、亚洲第二；目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340家，总市值已经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的42％……我想要这篇发言的文字稿，编入新闻，想来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印一下致词的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接了原件，连说谢谢，然后折返会场，复又坐到桌前。然而展开来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词的原件以后简直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得都能赛过拇指盖儿，每个“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每个拼音的上方还加注了“平、扬、上、去”的不同调名。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这样的“提示”：“在朗读本文时需变调的词语，按变调注音。” 　　我一页页地翻着这份致词，脑袋里一任“闷雷”和“交响乐”滚来滚去———难怪，刚才我听到那位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觉得那么慢、那么费劲啊，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起步学习普通话，就是年龄过大（至少年过花甲），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干吗还要费劲地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国语”来发言？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习一种方言，有几个会接受？儿女若要晓以利害，老人一巴掌早过去了。 　　在我的眼前，近几年，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包括街头的小商小贩，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的人不说，就说曾荫权，三年来我可是眼见着这位“特首大人”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成效显著。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普通话说得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英语，整个人理直气壮、发挥自如、亦庄亦谐；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最高行政长官的智慧与个性魅力，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处于“实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