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张“月亮”的脸？ 　　2005年7月5日，为了《CEPA》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八”字，特首的手里捏着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会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这些纸片上记着的一定是他要回答问题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突然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语音提示，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这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派比安”期间成功地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特首那天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往纸上看一眼，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张纸和先前的那一沓子“黄纸片”可能是同一样东西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谁都不可能把普通话、粤语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地道。比如在接受采访时他讲道：“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由于时差的关系，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个“开门”说成了“开门儿”，当时听得我就差点喷笑。但是事后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奋与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日理万机不说，面对社会各界、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重重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已经62岁），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这个内地人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 甘拜下风？ 　　香港有张“月亮”的脸？ 　　如果我客观，如果我够胆，香港人对大陆客10年前的称呼就不能不提。 　　10年前，香港人对大陆客的称呼其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要算“阿灿“和“表叔”。其中“阿灿”，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一部电影里，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傻乎乎、特能吃、经常出洋相的“大陆仔”，香港人这样明里暗里地看待内地客，不管怎么说都透着一种轻视与鄙夷；而“表叔”，让人想到《红灯记》里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里面的讽刺甚至调侃就更加意味深长…… 　　1993年，我到韩国采访后回京第一次途经香港，那时候香港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很想停下来开开眼，买点东西。结果我如愿了，但同时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因为那一次，我一个穷记者，竟然敢走进一家金店，迎客的店员开始误把我当成日本人或者台湾人了，赶紧向我拥来，先把我拉到柜台前，让我在一拉溜小圆座儿前坐下，天热，还特别端来一杯“王老吉”凉茶让我先“慢慢饮”——呀，当时我被感动得发誓回北京一定要写篇文章，认真地赞美一下香港的顾客至上，还以为自己真的在香港做了一回“上帝”。可是这家金店的店员后来一口咬定我是日本人，我就不高兴，说我不是日本人“I’amChinese”，立刻，这位店员的脸就变了，头一转，走到了一边，再也不理睬我。我一连”哎、哎“了好几声，想问问一枚我看中的戒指要多少钱，可他却装作没听见。当时金店里还有好几位店员，个个也都没事，但是人人都跟着装傻，好像他们谁都听不懂我说的英语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