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同志铜像安放揭幕仪式于4月5日在县烈士陵园举行。县委书记郭宝成、县长雷正西、县委副书记高祟飞、县政协主席焦调瑜等县上领导、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贾拓夫同志亲属和生前好友、县第二中学师生等500余人参加了铜像揭幕、安放仪式。       县上领导亲切慰问贾拓夫家属   县委副书记高崇飞在揭幕仪式上讲话   学生在列士铜像前宣誓         相关连接   陕北才子贾拓夫被害之谜      　　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除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之外，还有另一个“成员”贾拓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委党组副书记。最近阅读了王颖编著的《知情者说》，其中有他采访贾拓夫的女儿贾莉莉后，撰写的有关贾拓夫的悲惨遭遇。读之令人慨叹！   　　红军落脚陕北的牵线人   　　贾拓夫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他是惟一原籍陕北参加万里长征全过程的人，女儿贾莉莉倾诉说：“这段经历对他是幸运的，因为长征中牺牲了很多人，他能活下来非常不容易，但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由于贾拓夫是陕北人，于是他很自然地成为红军落脚陕北，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牵线人。毛泽东得以在延安立足建立根据地，贾拓夫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毛泽东对贾拓夫一开始极为赞赏，说他是“党内贾宝玉”、“陕北的才子”。贾莉莉说：“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进北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毛泽东的态度变了，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老部下们忠心爱戴他，总以为他们是有意同他作对。”   　　庐山会议期间的贾拓夫   　　贾拓夫从1959年7月1日起就已上到庐山，他按大会的日程，除参加小组会，谈情况，摆问题，提办法外，还担负着起草编制1960年计划意见的任务。贾拓夫参加的西北小组中就有彭德怀、李锐等。贾拓夫以计委党组副书记的身份自我检讨：指标定得过高，计委有责任。而李锐则尖锐地指出：比例失调，问题严重。那天下午，贾拓夫下楼吃饭，迎面与李锐相遇，他给李锐作了一个长揖，说道：“讲得好！你帮计委说了话，应该感谢！”后来李锐在会上受到批判，贾拓夫的这一揖、这一句话也成了罪状，就这样莫名其妙当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西北组上，讲话最为激烈的要数彭德怀，他不仅指出大跃进带来的人祸，同时指名道姓把毛泽东点出来：“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彭德怀在西北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党内真正懂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 　　到了7月23日，毛泽东开始向“右倾”反击时，顺便不点名批判了1937年西安的党组织负责人(按：贾拓夫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离延安那么近，却不听延安，而是听武汉(时王明在武汉)。”   　　“文革”中的贾拓夫   　　1962年，贾拓夫的“右倾”帽子在七千人大会上被摘除，但新的打击又来了。 　　康生为了打“西北山头”，炮制了《刘志丹》反党小说事件，其中又罗织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为了“改造”贾拓夫，他被送到中央党校。经彭真提议，贾拓夫留在北京，安排在石景山钢铁厂工作。 　　“文革”中，贾拓夫很快被造反派揪出来示众。造反派指着贾拓夫的鼻子说：“彭德怀那么欣赏你，彭德怀有问题，你当然也有问题！”康生便在1966年12月，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给贾拓夫定性：“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于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轻工业部、国家经委、计委乃至清华、北大、轻工业学院、地质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处的造反派，络绎不绝地杀上门来。 　　1967年5月7日，“文革”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对贾莉莉来说，这是一个凄楚阴暗的日子，“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卧倒在树下的爸爸！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贾拓夫的妻子带着儿女要求见丈夫最后一面，茫然地站在阴雨里，凄苦地等到天黑，也没能见到自己亲人的遗容。直到了十天之后，他们才获得通知到太平间去见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伤痕的遗体。最终，贾拓夫的遗体也莫名其妙地永远消失！ 　　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更没有留下一句话的贾拓夫，虽然在1980年被平反，但他到底是怎样死的，一直是个谜。 摘自《大众文摘》王颖、田枫/文      贾拓夫同志简介      　　贾拓夫(1912-1967)原名贾耀祖。陕西神木人。1926年考入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团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任陕北团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0年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10月一度被捕。不久，被中共派往渭南工作。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省委组织，宣传工作，为整顿和发展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33年10月，陕西省委遭敌人破坏，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使党的组织和红军得以免受更大的损失。年底，代表陕西省委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1934年初，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并负责为部队筹运粮食。t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地区，他受中央委托，担任与陕北党组织以及陕北红军的联络工作。后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长。1936年任中央特派员、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部部长等职。12月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各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回到延安，在张闻天、李维汉领导下，主持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局局长。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边区参议员等职，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做出了宝贵贡献。日本投降后，接替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他随同西北局的领导机关和边区人民政府辗转陕北，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支援前线。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西北全境解放后，他主持西北财经委员会工作。1952年8月，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副主任，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并兼轻工业部部长。1955年9月，任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监事会主任。1956年10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8年6月为中央财经小组成员，9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协助陈云、李富春工作，对国家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执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他坚持财经工作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反对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1959年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迫调离经济计划领导岗位，到基层工作。1962年任抚顺发电厂厂长，1965年任石景山钢铁公司副经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7年5月7日不幸逝世。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